城市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研究

城市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研究：基于武汉市H区的抽样调查
发表于《中小学管理》2008年04期

[摘 要] 课外补习在我国十分兴盛，但缺少相关的实证研究。本文对武汉市某区的抽样调查显示：义务教育阶段有六成以上的学生参加补习，补习规模庞大；补习比重随年级层次上升而增加，但在初三显著下降；学生平均每周补习时间约为4.2小时，补习负担较重；家长及学校教师介绍是学生参加补习的主要途径；补习支出约占家庭平均月收入的两成。课外补习活动应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充分重视。
[关键词] 义务教育，课外补习，抽样调查

一、引言
课外补习(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指的是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旨在提高学业成绩的各种培优补差活动。课外补习广泛存在于中国(包括港台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有着厚重的儒家文化传统，并且普遍采用竞争性考试来筛选学生，因此学生读书升学的压力极大。学业成绩落后者想努力赶上，优秀者亦想维持自己的成绩等级。学业竞争的加剧导致更多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补习，以求得成绩的提高。
研究表明，课外补习的规模在一些国家有不断扩大之势，如韩国的家庭补习支出占GDP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1.2%，增至1998年的2.9%(Kim, 2005)[1]。如此庞大的规模足以引起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重视。通过研究以增进对课外补习的了解，一方面政府可制订合理的政策引导补习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学校也可改进教学服务，更有效地提高学生成绩。

二、相关研究
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研究文献比较丰富，主题也较广泛。限于篇幅，本文只概述几项较有影响力的研究。
Stevenson与Becker(1992)[2]在对日本教育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课外补习是一种“影子教育”，并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子女要比较低家庭子女得到更多补习机会。
Lee(1996), Russell(1998), de Silva(1991, 1994), Tseng(1996)等各自对香港、日本、斯里兰卡和台湾的课外补习规模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课外补习规模相当庞大。如香港有45%的小学生参加补习，日本学生在中学毕业前有近70%参加各种补习，而台湾的数据显示有81%的高中学生参加私人补习；基本的规律是年级越高，离升学考试越近，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就越高，年级与参加补习比例呈正相关；从科目看，外语、数学、科学是最受学生青睐的补习科目，但极少有学生补习母语，原因在于外语对个人发展更有帮助；从补习者的学业表现看，学生成绩与参加补习的比例呈正相关，成绩越好，参加补习的可能越大，这说明国外的补习更多是一种培优；但研究并未发现补习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从性别看，除了在某些阿拉伯国家外，研究者并未发现参加补习在男女学生之间存在差异，这明显相悖于儒家文化中“重男轻女”的传统。
Bray(1999)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课外补习进行研究，并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得出结论：东南亚地区较高的教育私人收益率是家长热衷于让子女补习的重要原因；他还报道，韩国家长在子女私人补习上的支出已是政府教育支出的1.5倍，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据[3]；Bray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所有国家的可得数据进行了系统化，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国内对补习的实证研究中，雷万鹏(2005)对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高中补习主要为补差，而非培优；地区、城乡和家庭背景因素对补习支出有显著影响[4]。卢阳(2005)通过对成都某小学学生的抽样调查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学生都参加了旨在强化学校教育的补习(如奥数和作文)；学生参加补习主要受父母决定影响[5]。上海教育信息调查队(2005)在对全市中小学课业负担调查中发现，请家教的学生占到被调查总数的42.8%，请家教的原因主要为“自己想参加”(占73%)和“家长要求参加”(占15%)[6]。
综观国内的研究，似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成果为数不多，远未形成规模；二是研究多限于规范思辨层面，无相关的描述性数据支持；三是部分研究只针对学校的个案，少见较大规模的调查[7]；四是针对补习的特定方面进行研究较多，而缺少全面的分析视角；五是补习研究极少独立成文出现，往往只是其他研究的一个部分。有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全面了解课外补习的规模、强度、科目分布、年级分布，并初步探究补习的成因、途径、支出、意愿等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聚焦于义务教育阶段，未涉及普通高中，出发点有二：一是义务教育是所有适龄儿童必须接受的，研究此阶段的补习活动，更能看出家长的选择意愿；而高中教育是选择性的，且高中给学生安排的集体补习较为普遍，这种补习实际上是强制的学校教育；二是高中补习的资料较难获得，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方便性的考虑，只选择义务教育。
本研究只关注于城市，未调查农村学校，主要是因为从经验上判断，农村学生的课外补习还不是很普遍；且调查中的学校均招收农民工子女，也可以部分看出农民子女的补习情况。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4—9年级学生，主要是考虑问卷填写质量。在此前进行的试调查中，1—3年级学生对问卷填写极不适应，信度和效度不能满足研究要求，故而舍弃。
此外，本研究未把学校统一安排的补课算作课外补习，因这种补习仍属学校教育；且在政策上是不允许的，具有隐蔽性和敏感性，真实数据不易获得。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于2007年5至6月对武汉市H区的抽样调查问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根据区教育局拟定的20所学校名单(办学质量中上及中下水平的各10所)，随机选取4所学校(中小学各半，质量水平各半)，每所学校抽取3个年级(4至9年级)，每个年级随机抽取1个班级，对全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共涉及12个班的学生，发放问卷712份，回收677份，回收率为95.1%；其中有效问卷613份，问卷有效率为90.5%。有效样本的分布如表1：
表1 样本分布
年级:人数性别:人数(%)办学质量:人数(%)
四:103男:324(52.9%)五:100女:289(47.1%)六:100
七:107八:105小学:303(49.4%)九:98初中:310(50.6%)
学校层次:人数(%)中上等:329(53.7%)中下等:284(46.3%)

四、数据分析
（一）课外补习的规模
按师生比来分，课外补习可分为上补习班和请家教两类。上补习班的学生像在学校一样组班上课，而请家教往往是“一对一”的。我们把两者都不参加的剔除，剩下的就是参加补习的学生(见表2)。
从被调查学生全体看，在本年级期间参加补习的占66.2%，表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有6成以上在参加某种形式的课外补习活动。有56.8%的被调查学生选择了上补习班，23.6%的学生选择请家教。除九年级之外，上补习班的学生均多于请家教的学生。任何科目的补习中，上补习班的比重也高于请家教的比重，此结论同样适用于不同办学水平的学校。这说明补习班更受学生欢迎，主要原因有价格较低、方便找到、适合学生班级上课的习惯；此外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补习班的学生在15至25人之间，远低于学校的班级规模。补习班的小班制对学生也有一定的吸引力。此外，性别与是否补习之间的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α=0.05)，二者之间不相关；是否补习与学生的学习成绩之间也不相关(α=0.05)，这表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补习培优与补差兼顾，与国外的情况有一定区别。
从年级层次看，参加补习的比例随年级上升而增加，初中要高于小学3个百分点。是否参加补习与学生年级存在相关关系(α=0.01)，但相关系数只有0.07，属于微弱相关。这说明参加补习的比重随着升学压力的加大而增加，补习是学校教育的“影子”，对学校教育有很强的依附性。但到初三补习学生比例则急剧下降至43.9%。其中上补习班的只占23.5%，在所有年级中最低；而请家教的则占35.5%，在所有年级中最高。经调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所有毕业年级都在学校补课，占据了周末的绝大多数时间，学生已无足够精力和时间参加补习班；请家教比重的急剧上升则显示，家教的优势在于上课时间较为灵活，且补习较有针对性；此外也说明在课业负担极重时，上补习班和请家教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此消则彼涨。
表2 参加补习学生分布
类型 上补习班比例 请家教比例 参加补习比例*
全体 56.8% 23.6% 66.2%
小学初中 57.4%
56.1%
18.0%
29.2%
64.7%
67.7%
4年级
5年级
6年级
7年级
8年级
9年级
54.4%
57.0%
61.0%
67.3%
75.2%
23.5%
16.5%
17.0%
20.6%
25.5%
27.2%
35.5%
64.1%
63.0%
67.0%
76.6%
81.0%
43.9%
语文
数学
英语
科学
24.6%
39.6%
36.0%
32.0%
9.1%
16.2%
13.2%
13.8%
24.6%
39.6%
36.0%
32.0%**
中上等
中下等
64.7%
47.5%
28.1%
18.3%
73.6%
57.7%***
*此列数值并非前两列之和，因为补习班与请家教部分重合。
**因无法精确计算，故以补习班数据替代。
***最后两列指学校办学水平。
从补习科目看，参加数学补习的占被调查学生的39.6%，其次为英语(36.0%)、科学(32.0%)，只有24.6%的学生参加语文培训。原因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英语和科学知识层次较为基础，经过补习能提升学习成绩；而语文成绩的提升则不会立竿见影，更多需要学生自身的兴趣和努力。
从校际看，办学水平较高学校的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要高于较低学校近16个百分点。这说明，学生补习比例与学校办学水平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α=0.01)，相关系数为0.07。学校办学水平越高，学生的学业成绩竞争越激烈，导致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增加。
（二）课外补习的强度
学生补习的科目数和补习时间可测量课外补习的强度(见图1)。在所有参加补习的学生中，参加1门与2门科目补习的学生比重最高，分别约占35%，其次为3门和4门，共占约30%。学生平均每周每科补习2个小时(部分学生同一科目上了2个补习班)，通过加权平均并保守估计，学生每周补习时间约为4.2小时。也就是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有6成以上平均每周要比其他学生多上半天的补习班，如再加上家教时间，学生的补习强度则更重。
图1 学生补习科目总数分布
（三）课外补习的负担
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还会增加他们的作业量。但调查发现，补习作业与学校作业相比，负担要轻得多。如表3，绝大多数学生(近80%)每周各科补习课的作业低于1小时，还有约28%的补习课不布置任何作业。而调查数据显示，学生每天做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的时间均为2小时以上，其中初中生更是在3小时左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补习课较学校课堂相比，教学随意性更大。
表3 每周课外补习作业时间分布
无作业 ≤1小时 ＞1小时
语文 19.6% 55.2% 21.0%
数学 31.4% 46.7% 18.3%
英语 20.3% 60.4% 16.5%
科学 38.9% 44.4% 15.6%
（四）课外补习的原因
问卷中设计了一个多项选择题，以分析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原因。学生在回答为什么参加补习时，居于前三位的选项是“为了在考试或竞赛中获得好成绩”(27.4%)、“培养自己的学习兴趣与能力”(26.3%)、“外面的课培训内容更为全面”(13.6%)；这说明学生补习的最主要目的是提高成绩，补习正是学业竞争加剧的必然结果。而部分学生对学校教育的内容或水平的不满足或不适应也是参加补习的原因；如初中实施新课程改革以来，科学成为物理、生物、化学等科目的综合，学校一般让原来的单科教师讲授科学，教师感到力不从心，学生也感到理解困难，而课外补习还是把科学分科目来上，满足了部分学生的需求；此外，还有9.3%的同学是因为“其他学生都去参加补习，所以我也去”，这显示还有少部分学生对于参加补习存在一定的从众心理，并无明确的补习目标；而回答“家长让我去，我本不愿意”的有7.3%，这说明只有少数学生参加补习是家长强迫的。
学生在回答为什么没有参加补习时，居于前两位的选项是“作业太多，没有时间”(26.1%)、“家长没叫我去”(21.3%)，这说明学校课业负担也影响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积极性。问卷收集的数据显示，初中生每天家庭作业时间在3小时及以上的占46.5%，不到1小时的只占5.4%；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学校课业负担在超过一定限度后，就可能挤占学生的补习活动，这在初三学生中表现的最明显。
在问及学生请家教的原因时，选择“成绩不好，想通过家教提高”的占67.9%，而选择“成绩已经很好，但还想维持并提高”的只占32.1%。这说明请家教的学生多数在某一科目成绩较差，家教在补差方面的优势显现出来。事实上，家长往往在得知子女某科成绩较差后，才想到请家教的途径。
（五）参加补习的途径
如图2，在回答“参加补习的主要途径”时，居于前两位的选项是“家长的朋友或同事介绍”、以及“学校老师介绍”，两者合计占64%，远远高于同学介绍和广告介绍。这说明学生在选择补习班时，家长和学校老师的意见最重要。学校老师介绍学生参加校外补习班(或者就是由自己开办的“家庭学校”)，是否影响到教育公平，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图2 学生参加补习途径比重
（六）课外补习的支出
调查显示，课外补习已成为城市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问卷数据估算(见表3)，参加补习的家庭中，月平均补习支出为224.8元，占武汉市H区城镇居民月可支配收入(1063元, 2006年数据)[8]的21%。这个数据明显高于其他研究，如社科院2006年的研究显示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占年消费的18.2%（剔除无教育支出户）[9]。可供解释的原因有，参与补习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支付能力更强，因而补习支出更大；此外，在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由于学校收费越来越规范，课外补习的支出已开始在教育支出中占据重要位置。
表3 月平均课外补习费用分布*
补习费用(元) 学生数量 比重(%)
80 95 24.1%
160 94 23.9%
240 97 24.6%
320 49 12.4%
400 27 6.9%
480 22 5.6%
560 10 2.5%
*补习总费用以补习班与家教费用求和得出，补习班每周每科费用的众值为20元，家教每周费用的众值为60元。
（七）补习史及补习意愿
如表4所示，学生最早参加补习时绝大多数在小学三年级(约占四分之一)，只有极少数学生到初中才开始补习。这说明家长在子女尚小的时候就开始鼓励他们参加各种课外补习活动，以建立学习兴趣并打好基础。学业竞争压力已下移至小学低年级。
表4 补习史及补习意愿

最早参加补习时的年级所占比重 下学年打算参加补习的学生所占比重
一年级 8.8% …
二年级 11.4% …
三年级 24.6% …
四年级 16.0% 33.0%
五年级 10.3% 54.0%
六年级 5.9% 54.0%
初一 4.1% 56.1%
初二 2.1% 53.3%
初三 0.2% 33.7%
在补习意愿方面，有47.5%的学生打算在暑期和下一学年参加补习，但这个数据因年级而异，补习意愿最强烈的出现在初一年级，而四年级和初三学生打算参加补习的比例最低。事实上，尽管同属义务教育，但初中比小学更注重成绩排名，而学生在小升初时，感受到的竞争压力最大，因此这时学生参加补习的意愿最为强烈。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初三学生仍有三成以上愿意在中考结束后补习，以应对竞争更加激烈的高中学习。
（八）补习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从学生对“参加补习后学习是否进步”的回答看，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参加补习后学习“进步很大”或“进步了一点”(合计约占85%)，只有极少数学生认为补习后成绩没什么进步，还有一部分学生“说不清”补习能否提高自己成绩。这表示从学生的主观感受来看，补习对大部分学生各科目的学习均有促进作用；但对少数学生来说，补习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图3 各科补习后学习成绩变化分布比重

五、几点启示
国内缺少对课外补习的研究，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实证数据支持；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补习这一“灰色地带”形成管理上的真空，部分也是因为对现状缺少了解。本次调查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课外补习需求广泛存在，且有巨大的市场价值，单凭禁止政策不可能奏效。近年来，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为降低学生负担，明令禁止公办学校在节假日给学生补课，但这种政策只会使补习活动转入地下，更难以监管；一些地方禁止学校老师为学生提供补习服务，但仍然有部分教师在“暗中作业”，可见课外补习是有“群众基础”的。政府如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考虑，应允许学校对学习成绩位于最底层的学生进行补差，以提高其学习成绩。
二是，学业竞争是学生参加补习的主要动因，如能全面改革中考制度，不单凭考试手段来选拔学生，课外补习活动的需求自会减少。笔者通过对比武汉市与广州市的补习活动，发现后者在规模、强度等各方面远逊于前者，主要原因在于广州市中小学生的学业竞争压力远低于武汉市。
三是，教育界和学术界应加大对课外补习活动的关注，并应深入了解课外补习的具体情况，为科学地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依据。长期以来，教育研究在服务于教育决策与实践方面做得很不够，教育工作者在制订政策时，对教育研究的依存度也不是很高，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也严重影响教育政策的科学性和教育研究的水平。本文意在抛砖引玉，希望更多同仁加入课外补习的研究中来。

参考文献
[1] Kim, Taejong. “Shadow Education: School quality and demand for private tutoring in Korea”, KDI School Working Paper, 2005
[2] Stevenson & Becker. “Shadow education and allocation in formal schooling: transition to university in Jap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7, No. 6, pp. 1637-1657.
[3] Bray, Mark. “The Shadow Education System: Private Tutor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lanner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Paris, France, 1999.
[4] 雷万鹏，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影响因素及政策启示[J]，教育与经济，2005,(1).
[5] 卢阳，小学生课外教育情况的调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12).
[6] 上海教育信息调查队，关于上海市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调查报告[J]，上海教育科研，2005,(2).
[7] 彭湃，影子教育：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与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7,(9).
[8] 武汉市洪山区统计局，洪山区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http://www.hongshan.gov.cn，2007,(3).
[9]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


On Private Tutoring of Urban Compulsory Education Student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H District of the City of Wuhan
Peng Pai, Zhou Zibo
(Faculty of Education,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field of private tutoring, which is extremely flourishing in China, lack the related empirical research. The survey shows that: 1) it is striking that more than 60 percent of students from grade 1 to 9 participate private tutoring; 2) the percent of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tutoring ascends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grade, but descends in grade 9; 3) the average tutoring time is 4.2 hours per week, which is a staggering workload for students; 4) parents and school teachers’ recommendation are 2 major ways of tutoring selection; 5) the expense of private tutoring accounts for over 20 percent of family monthly income.
Key words: compulsory education, private tutoring, sample survey

电子邮件：ccnupengpai@126.com
联系电话：13971046517
通信地址：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邮编：430079） 彭湃（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