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教育”：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与启示

“影子教育”：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与启示
发表于《比较教育研究》2008年1期

摘 要：课外补习在一些国家已存在很长时间，俨然成为主流学校教育的“影子”。近二十年来国外已经对课外补习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课外补习的分布、规模、科目、强度、影响因素与政府政策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它对教育、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对我国的教育政策制订和教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课外补习，影子教育，主流学校

课外补习(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指的是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培优补差活动，因其补习内容基本上类似于学校课程，故而也被称为“影子教育”。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持续至今。这一领域的关注者并不局限于教育研究者，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对课外补习活动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大量的研究成果已经或正在被许多国家教育政策的制订者所参考利用。本文旨在对国外的课外补习研究做出综合性述评，并将指出其研究成果对我国的启示。

一、课外补习的概念阐释
对课外补习活动做出开创性研究，并提出“影子教育”概念的当属Stevenson和Becker（1992）。他们在对日本高中生所作的纵剖面调查中发现，“影子教育”发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但目的是为了提高主流学校的学习成绩[1]。Bray（1999）是对课外补习做出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对“影子教育”的概念作出了进一步阐释：课外补习只有当主流教育存在时才会存在；它的规模和形态因主流教育的变化而变化；在几乎所有社会中，它受到的关注都比主流教育少；它的面貌远不如主流教育清晰可鉴[2]。总的来说，课外补习是由私人支付的主流教育外的补充性教育，它以学术性课程为内容，以正在接受正规教育的中小学生为对象。

二、课外补习的状况描述
（一）地理分布与影响因素
课外补习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同时也存在于非洲、中东、南美、东欧等地，但西欧、北美与澳大利亚的课外补习活动并不普遍。表一反映了部分国家的课外补习调查情况。
表一：若干国家与地区课外补习调查情况[3]
调查地 年份 参加补习比重、花费、人数
柬埔寨 1997 31%的小学生,占小学教育总成本的6.6%
埃及 1994 64%的城市小学生,52%的农村小学生
1997 家庭补习支出占GDP的1.6%
希腊 2003 >80%的学生(补习班),50%的学生(家教)
香港 1996 中学(低年级26%,中年级34%,高年级41%)
1998 中学(低年级35%,中年级47%,高年级70%)
日本 1993 23.6%的小学生,59.5%的初中生
1997 5年级[33%(补习班),6%(家教),25%(函授)]
韩国 2003 83%的小学生,75%的中学生,56%的高中生
越南 2002 补习花费约占20%的家庭支出
肯尼亚 1997 68.6%的6年级学生
台湾 1998 189万个学生,5536个补习中心
资料来源：Bray(2005), 有删节。
课外补习并不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它的存在主要受文化背景、正规学校教育特点以及该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首先，课外补习主要存在于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儒家文化认为成功更多是靠“努力”取得的，而西欧和北美文化则更强调“能力”的重要性。其次，课外补习主要发生在以选拔性考试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在这些社会中，教学过程更多是以教师为中心，因而不能忍受学习上的后进者。此外，教育经济学家们发现，教育个人收益率更高的地区，课外补习活动愈加兴盛。在这些地区，没有受过教育与受过教育的人，以及受教育程度低与程度高的人之间，收入差距巨大。课外补习如能像被期望的那样增进学业成绩，就必然能让学生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以获得更高的学历，从而获得更多的个人收益。
（二）补习科目与学习强度
在补习科目上，各国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但语言（尤其是英语）、数学与科学的补习是比较普遍的。究其原因，这三科经常是选拔性考试中的“主科”，对学生成绩影响最大。在多语言民族的国家里，英语往往是补习课的主课，因为英语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有些国家更重视数学与科学的补习，因为理工科的学生毕业后更容易迅速地将人力资本转化为个人收益。
在补习强度上，研究表明，高年级学生面临考试压力较大，接受补习的可能性和强度高于低年级学生。从补习时间看，一些国家学生每周参加的补习已高达8—12小时，几乎接近于一个半的工作日时间。从补习科目数看，每周补习多门科目已是司空见惯。如在马来西亚，参加补习的学生中每周上1—2门课的占53%，3—4门课的占27%，5—6门课的占19%（Chew&Leong, 见Bray, 1999, pp33）。
（三）补习规模与成本变化
近几十年来，课外补习的规模正逐步扩大，家庭的补习支出也正快速上升。例如日本小学级别的补习学校(juku)在1976至1993年之间入学率增长了1倍(Japan, 1995)[4]。韩国的家庭补习支出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1.2%，1994年为1.8%，1998年已达到2.9%(Kim, 2005)[5]。值得一提的是，原先对课外补习不甚重视的英国、加拿大，由于开始重视考试作用，尽管其课外补习规模不大，但发展速度也相当快。在英国，11年级学生参加数学补习的比例已达到18%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由于支付能力强，因此补习支出更大。

三、课外补习的供给与需求
在研究补习供求时，与一般商品和服务不同，研究者总是先从供给开始分析。因为在补习市场中，往往是供给创造需求；此外，不同教师提供的不同类型的补习是决定需求的主要因素。
（一）供给方：教师与补习班
从供给方来说，补习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主流学校教课的老师对自己所教学生进行补习；另一类教师则对补习学生无直接责任。主流学校老师的补习一直遭受广泛的批评。有的教师故意在学校课堂中遗漏大纲内容，引诱学生去参加补习；在一些教师自主权很大的国家中，教师暗示学生去参加自己的补习，否则学生则可能面临留级，如柬埔寨（见Bray, 1999, pp38），这种补习已带有“勒索”的性质。因此，一些国家严厉禁止教师补习自己的学生，但允许补习其他学校学生。
不在主流学校工作的补习教师来源广泛，特点差异很大：有大学生也有退休教师；有兼职也有全职；有的专攻某一科目，甚至只教某一科目中的一部分；有的收入远高于主流学校教师，有的则只略高于主流学校老师；教师学历与学生层次也不一定完全匹配。在竞争激烈的地区，管理得当的补习机构中，教师都尽最大努力让学生取得学业进步，这与主流学校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补习机构也在市场竞争中分化，有的供不应求，有的门可罗雀。
（二）需求方：学生与家长
对需求方来说，值得研究的是补习是属于“培优”还是属于“补差”？研究结果显示，参加补习的更多是成绩较好的学生。但调查也显示，“好学生”来补习的原因主要是自认为“成绩不太好”，且认为自己是被家长要求来参加“培优”的。这从侧面说明，学生对自己成绩的主观感受以及家长对子女学业的过高期待，是导致补习需求膨胀的重要诱因。从学生来源看，由于城市的竞争氛围更为激烈、补习资源更易获得，城市学生中参加补习的比例远远高于农村地区。

四、课外补习的广泛影响
课外补习尽管只是正规教育的“影子”，但与一般物体的影子不同，补习已经主动地影响到学校教育。同时，它也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但迄今为止，关于补习影响的研究大多观点针锋相对，结论大相径庭。这说明这一领域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由于学业成绩受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判断课外补习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比较困难。一种观点认为，补习能增进学业成绩。如1995年毛里求斯的一项研究指出，补习比学生家庭住址、能否获得图书资料等因素更能解释学生成绩的变化(Kulpoo, 1998, 见Bray, 1999, pp48)。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补习与学业成绩并无显著相关性，或者说补习与学业成绩的相关性因补习科目而异。如埃及1990/91年度的调查，以及1994的跟踪调查均未显示出补习与学业成绩有显著的相关性(Fergany, 1994, 见Bray, 1999, pp50)。日本学者在1986年的研究表明，代数补习后考试成绩有提升；而几何则没有同样的发现(Sawada&Kobayashi, 1986, 见Bray, 1999,pp49)。这说明，要研究补习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必须考虑补习的内容与传授模式，老师与学生的动机，补习强度与时间以及补习学生的类别等其它因素。
（二）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补习对学校教育有益。如补习能帮助学生理解并喜欢学校课程，由于种种原因，一所学校不可能在所有科目上都有一流的老师，也不可能拥有全部超过平均水平的学生，而有效的补习能增强学生与他人竞争的信心。再如，补习能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在校外学到更多，探究更深更广泛的知识。值得注意的是，持补习对学校教育有益观点的人大多持有“教育学话语”，认为补习存在教育意义。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补习会给学校教育带来负面影响。第一，补习可能导致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兴趣下降。因为他们已经提前学会了应付考试的知识与技巧，且厌倦了学校老师的教学风格，认为补习班的教学质量更高。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即“负面的学生行为与课堂参与不足→低质量的教学→课外补习→负面的学生行为与课堂参与不足”。第二，补习更多出现在接近考试的年级，使得更多的优秀老师愿意去教高年级，因为这样他们提供补习的机会就会更多，这样会降低低年级的教学质量。第三，学校老师给自己所教的学生补习，会导致他们在学校教学中偷工减料，引诱学生去参加补习。第四，补习会给学生和老师都带来疲劳，特别是一些老师既在学校教学，又在补习班中上课，无疑会降低学校的教育质量。第五，补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考试，达不到教育让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三）对社会的影响
补习的社会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补习是否增加了学生压力？对于这一看似定然的问题，研究结论却是充满争议。主流观点认为以提高成绩为目标的补习大大增加了学生的压力，减少甚至夺去了儿童玩耍的时间，导致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适应性与创造性丧失了发展空间。但另一种观点认为，补习能为学生提升潜力提供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补习帮助学生追赶同伴，保护了他们的自尊。这种观点相信在补习上所增加的压力会被在其他方面减少的压力所抵消。Russell(1996)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数学补习班上有40%的学生都是因为喜欢才去参加补习，这有力的支持了补习并未增加学生压力的观点。折衷的观点认为，补习的正面与负面影响都存在，但负面影响往往大于正面影响，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教育问题。
第二，补习对社会关系有何影响？有人认为，过多的补习时间弱化了家庭情感，淡化了亲子联系。但也有人认为，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大城市中，父母把子女送去补习班，远比让他们放学后在大街上闲逛更为安全。在日本的补习班中很多学生结识了校外的同学，发展了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发现，补习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是一个多维度、多场合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补习对社会关系而言可能具有正面意义；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可能相反。
第三，补习是否加大了社会不平等？由于像大多数私立教育一样，补习资源更多地被富有家庭的子女所获取，所以补习有可能会加大社会不平等。Hussein(1997)认为，埃及泛滥的补习活动使学校的老师在教学中偷工减料，剥夺了部分学生获取知识的权力；有财力支持的学生通过补习快速超过他们的同伴，进入高等教育，会导致被落下的学生长大后对社会产生不满和威胁。但我们知道，上述观点比较偏激，学业成绩并非只受补习一个因素影响。补习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是间接的、模糊的、难以测量的。
（四）对经济的影响
不管是人力资本理论还是筛选理论，都认为教育与经济之间通过劳动力市场媒介存在正的相关性。据此推导，补习教育也对促进经济发展有益。但也有人认为，补习活动具有“寄生”性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如果补习只为考试，降低了学生的创造力，在长期内还会对经济发展有害。此外，我们还发现，补习教育不仅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经济，它也可以通过增加父母在工作上的时间，让更多妇女和大学生参加补习活动等方面来影响经济。补习对经济影响的研究目前只涉及到了成本统计，还不能通过实证研究来测算效益。但针锋相对的观点提醒政策制订者不能采用硬性“一刀切”的方法去面对补习。

五、课外补习的政府政策
课外补习在各国出现的成因、表现和影响均有所差异，因此政府对待补习的态度和作为也不尽相同，经考察可以发现，政府对补习的政策反应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严厉禁止政策
某些国家认为补习的负面影响极大，因此禁止各种形式的营利性补习活动。如韩国政府在1980年曾禁止任何形式的补习(Kim, 2005, 见Bray, 2005, pp9)。但事实上，实行这种政策往往并未起到作用，补习活动禁而不绝，政策又往往逐渐放松。在90年代韩国又开始实行禁止政策，但政策最终却在2000年被法院判定为“违反宪法和人权”。可见，禁止政策在补习兴盛的国家根本就行不通，主要原因在于对补习的广泛需求的确存在。
（二）混合型政策
大部分国家对补习采取混合型政策，即对不同性质的课外补习采取不同政策。如有的国家严厉禁止主流学校的老师对自己所教的学生进行补习，但有的也认可主流学校教师补习不是自己所教的学生。大多数国家对非主流学校教师从事补习都持允许态度。我国目前对课外补习基本上采取混合型政策。
（三）认知监管政策
一些国家采取的是尽可能了解补习情况的认知策略。补习情况往往难于了解，且对主流教育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了解补习的情况就十分必要。一些国家的教育主管部门在想对补习采取某种监管政策之前，总是尽可能多的了解补习情况，但一般来说补习活动不会受干涉。另一些国家往往采取一定的积极行动去对补习进行监管。有的仅仅对补习场所进行一般的安全管理，有的则要求具备一定规模的补习机构去教育主管部门注册。
（四）自由放任政策
有些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对补习活动都采取不管不问的自由放任政策。一般来说，这些国家的政治哲学都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并认为自由竞争能调节补习的负面影响，又因补习教育比正规学校教育更隐蔽，因而政府无必要也不愿意对其监管。而有些国家则因为主流学校教师待遇过低，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对教师进行补偿，因而也不得不对补习活动网开一面。柬埔寨、越南的补习就属于这一种情况。但可以预见，如果完全忽视补习活动，必然也同时失去对补习活动结果的了解，因此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并不可行。
（五）积极鼓励政策
还有极少国家对补习活动实施积极鼓励政策。这些国家认为补习能满足学生需求，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不仅对学生和老师有利，对国家也无害。新加坡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然鼓励政策的实施有多种形式，有的实行税收优惠，有的提供补贴，有的则立法保护。

六、结语
近二十年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许多国家由于考试制度的盛行与强化、学历社会的出现以及受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课外补习正逐渐兴盛，已成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课外补习对正规教育产生的影响已经不能被忽视，而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也迫切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以科学制订政策或提出政策建议；三是，国外研究者的研究触角已十分广泛，包括课外补习在内的一些教育边缘领域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教育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的关注。
自我国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便具有“考试导向”的性质，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和教育支出正逐步上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的主要教育投资已经在向补习支出倾斜。在高中阶段，课外补习支出占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平均达11%(雷万鹏，2005)[6]。包括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内的中小学课外培训业务也正飞速扩张，已成为巨大的教育产业。这种状况已经和日本、韩国的经历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和教育体制的不同，我国的课外补习也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比如，我国的中学生艺术课培训很多带有应试目的，也应属于补习的范畴；还比如，我国高中生补习更多属于补差的性质(雷万鹏，2005)[7]，这也与国外的研究有所差异；再比如，应试教育造成的补习需求和教师工资不高导致的补习供给共同推动了我国的补习市场，这与日韩等国极不相同。
但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国内目前对补习的研究多数还处于思辨层面，没有专门针对补习的大规模研究性调查，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也极为少见，目前能检索到的仅有一篇个案性质的论文[8]。可以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另一方面，因补习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在制订有关政策时，往往因信息的不对称而带有一定的主观臆断性质，容易实行“一刀切”的全面禁止政策，对教育的发展颇为不利（尽管补习是非主流的教育类型）。这说明，课外补习研究既有学术价值，也有实践需要，需要引起学术界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共同重视。

参考文献：
[1] Stevenson&Becker. “Shadow education and allocation in formal schooling: transition to university in Jap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7, No. 6, pp. 1637-1657.
[2] Bray, Mark. “The Shadow Education System: Private Tutor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lanner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Paris, France, 1999.
[3] Bray, Mark.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patterns and implications”. Oxfo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5
[4] Jap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Japanese Government policies in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new directions in school education – fostering strength for life, Tokyo: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1995
[5] Kim, Taejong. “Shadow Education: School quality and demand for private tutoring in Korea”, KDI School Working Paper, 2005
[6][7] 雷万鹏，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影响因素及政策启示[J]，教育与经济，2005，（1）：39-42
[8] 卢阳，小学生课外教育情况的调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12）：257-259


Shadow Education: Foreign Research on Private Tutoring and Its Inspiration
Peng Pai
(Faculty of Education,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Private tutoring, which is a shadow of mainstream education, has been in fashion for several years in some countries.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has been done for this topic in recent decades. It has some unique features in spread, scale, subjects, intensity, determinants and policy options, and it has a comprehensive impact on educ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has some inspiring implications on educ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Private tutoring, shadow education, mainstrea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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