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还能继续上吗？

大学，还能继续上吗？——农村贫困家庭高等教育经费约束的个案研究
发表于《教育学术月刊》2008年06期

[摘 要] 农村贫困家庭由于经济原因，在子女上大学问题上，存在着经费约束问题。通过对此类家庭进行的个案调查，发现经费约束问题虽然存在且亟待解决，但严重程度正在减轻，通过助学贷款和定点帮扶，可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经费约束难题。
[关键词] 农村贫困家庭 高等教育 经费约束

一、问题的提出
自我国大学实行收费制开始，高等教育呈现出了成本负担向学生及其父母转移的趋势，家庭负担教育成本的比例直线上升。学生的学杂费从上世纪90年代初占学校经费来源的0.5%上升到2001年的24.7%[1]。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已上不起大学或举债读书。农村贫困家庭上大学的经费约束日益显现，甚至有些原本不贫困的家庭也因子女上大学出现了返贫现象。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对个人未来的职业与收入有着显著影响，同时也经常被视为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合理渠道。如果因为经费约束而影响这个渠道的畅通，积重难返势必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本研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上述问题的统计定量研究，由于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可行性不易具备，目前较为少见。但进行质性的个案研究、以描述为主、寻求解释，可能性较大；只要选取的个案具有一定代表性，就能增进对问题的了解，研究结果便具有适度的推广价值。本研究正是本着这种态度和思路开展的。
霍山县地处安徽省西部的大别山区，是国家级贫困县。该县37万人口，县镇人口不到5万，2005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约2344元[2]。境内海拔1500米的大山就有20多座，“七山一水一分田”是其真实写照，耕地缺乏、交通不便。本文研究对象吴军居住在海拔近1200米的高山上。吴军之所以被选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由于调查方便，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供着三个子女读书，其中大女儿读大三，二女儿读大一，小儿子读高一，是教育重负担家庭的典型。2006年10月，笔者见到了吴军，详细了解了其子女的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情况，并做了记录；在随后的几天里，笔者又找到若干当地人询问了吴军的情况，与吴军所提供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和证实；同时，笔者也对霍山县的经济发展状况等背景信息作了了解。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梳理，逐渐形成了本文。（文中均为划名）

二、教育支出情况
在分析吴军一家高等教育经费约束之前，首先必须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概念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家庭教育支出指的是家庭在子女教育上所有现期与远期的现金支出，家庭的高等教育支出主要包括为上大学子女所支付的学杂费、生活费、住宿费、交通费、助学贷款利息以及其他费用。让我们来看一看吴军一家每年的教育支出。
吴军的大女儿吴云就读于安徽工程科技学院英语专业四年制本科。学校地处安徽芜湖，是一所地方性一般本科院校。据吴军介绍，吴云每年的教育花费大约有12000元，其中学费6000元，杂费2000元，住宿费1000元，生活费每个月约250元，依每年在校时间10月计，一年大约有2500元，每年吴云回家2次，往返车费约500元。吴军说：“吴云已经是非常节约了，从来不舍得买新衣服，可是每年算算还是要花掉12000多块。幸好她从二年级开始每年有6000块的助学贷款，正好可以用来交学费。加上她学习努力，从二年级开始已经连拿了两年的奖学金，大概总共有1800块，这给我减轻了不少负担；县里的技术监督局还对我家进行定点帮扶，听说吴云上大学，每年还给我们家3000块。”说到这里的时候，吴军显得很是骄傲。
吴军的二女儿吴彩就读于L市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专科。学校位于霍山县所属的地级市，离家约100公里。据了解，吴彩每年学费3500元，杂费2000元，生活费估计2500元，住宿费400元，交通费每年约200元，合计约8600元，再加上其他的零星花费，估计每年也要花9000元。谈起吴彩，吴军就没刚才那么兴奋，“她就不如我们家老大了，她读的是专科，以后出来肯定不如老大好找工作；再说她的成绩也比不上老大。”令吴军心里有点悬的是，吴彩助学贷款的事开学过两个月还没有办下来，“要是办不下来，还要再去借钱，学校档次低了就是不行。”
除了两个女儿在上大学外，吴军的小儿子吴飞刚刚到霍山县一中读高一。他每年的花费也有一个估计，“今年头一学期学杂费和资料费1470，一年就是近3000块；再加上生活费每个月大约要200块，每年的生活费也要2000多块”，也就是说，吴飞高中学习阶段，每年的教育支出也有5000元左右。
从笔者不厌其烦的叙述中可以算出，除去远期支付的助学贷款利息，吴军一家每年的教育支出大约在26000元左右，其中高等教育支出约为21000元。由于助学贷款每年可以解决第一个子女6000元的教育花费，所以每年家庭即期要现金支付的高等教育费用为15000元。上述数据笔者均通过吴军的亲友、乡邻、乡镇干部、吴云与吴彩学校的网站等多种渠道证实过，情况基本真实。

三、家庭收入情况
由于霍山县属于高寒山区，粮食种植面积小，产量低，基本上不产生经济效益，只能维持自身温饱生活水平。吴军的家庭收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茶叶收入。霍山县是安徽有名的茶叶之乡，农民年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于茶叶，茶季从每年的农历3月底开始，约持续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也吴军夫妇最忙的时候。当地人一般在凌晨4点就起床，将茶叶送到集市上去卖，再步行赶回家采茶，午饭就从自家带到茶地解决，天黑后烘炒加工，经常是忙到12点钟才能睡几个小时。吴军亲口跟我讲，有一次摘茶时居然站着就睡着了，差一点栽倒在山沟里。吴军夫妇每天起早贪黑，透支身体地忙碌，平均每年的茶季能挣3000元。
二是打工收入。霍山县作为劳务输出的大县，在农闲季节外出打工是当地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说到打工，吴军有点泄气，“我年纪大（实际上他只有45岁，但头上已明显有白头发，并且有一点驼背），又不懂技术，出门在外只能出蛮力做苦活，做小工一天只能挣40块钱，活又不是天天都有。”吴军每年外出打工大约有4个月时间，每个月能挣800块，4个月大约有3000块，如果“老板人不坏”，能及时发工钱的话，除去在外的车费等花费，每年打工能挣2500元左右。但“有时出去打工是碰运气，不一定能找到活干。”。
三是养猪收入。养猪是农村妇女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这种养猪在山区农村并未产业化，只是小户经营的传统养殖。吴军家每年养两头猪，可以卖到近2000元。但实际能拿到手的只有1000元左右。因为在当地，猪肉往往是乡亲间相互送一点，等自家需要时又到别人家去取。此外，砍伐自家承包山林的树木和毛竹出售也是一种收入来源，吴军这一项收入每年大约有1000元。
综上所述，吴军一年的家庭收入约为7500元左右。如果不生大病，便没有其他的开销。因此，这7500元可以看成其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

四、经费约束分析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吴军家庭年均7500元的收入，与共21000元的上大学费用相比，相差太远，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约三分之一，年缺口约14500元。如果除去吴云一年6000元的助学贷款和3000元的对口帮扶补助，缺口仍然有5500元。即使吴彩也拿到了每年6000元的助学贷款，吴军家每年只剩下区区500元的可支配收入，仍然不够支付小儿子吴飞每年5000元的高中花费。
吴军家庭年收入与高等教育支出对比表
家庭年收入
高等教育年支出(元)
茶叶：3000
打工：2500
养猪：1000
林业：1000
学费：9500（6000+3500）
杂费：4000（2000+2000）
生活费：5000（2500+2500）
住宿费：1400（1000+400）
交通费及其他：1100(500+200+400)
合计：7500
合计：21000
吴军表示：“这两年家中已欠下一万多的债。”吴军身上接近“褴褛”的衣服与富裕起来的农民相比也显得较为寒碜。可以看出，节衣缩食来支持子女接受上大学确实艰难，往往因教而致贫。
像吴军这样的家庭大体特征有：子女多；收入水平中等偏下且来源有限；户主年龄不超过50岁，身体比较健康，但无一技之长，且已经处于超负荷劳动状态；教育支出占全家所有支出的绝大部分，甚至超过100%，而这其中，高等教育支出又占极大比重。可以说吴军一家在农村贫困家庭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五、基本结论
（一）高等教育经费约束问题在农村贫困家庭广泛存在，问题亟待求解。
像吴军这样高等教育支出远超过其收入的家庭在农村的确广泛存在。有研究表明，学费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在1999年已经超过了100%，在2002年达到了177.6%3。这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家庭的经济基础十分脆弱，往往只有一个主要劳动力，低微的收入迫使他们不能生大病，除了子女教育以外，不能有任何其他促进发展的花费。这已经违背了D.B.约翰斯通家庭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理论依据，即家长支付学费应该在其经济能力承受范围内这个先决条件[4]。
在调查中，吴军不止一次对笔者说，他非常希望女儿毕业后，能支持弟弟的大学学业，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可能已经忙不动了。换句话说，经费约束将影响第三个孩子的出路。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两个女儿毕业后，即使都能顺利找到工作，她们也要承担助学贷款的还本付息任务。而根据目前的大学生就业情况和两个女儿所就读学校的声望，两个女儿都能顺利找到收入稳定工作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前两个子女的就业和收入将是影响第三个孩子能否上大学的关键因素。可以说，经费约束将影响农村家庭投资子女高等教育的信心。
（二）高等教育经费约束问题由于农民增收等因素，程度正在减轻。
调查中发现，农民收入和上大学子女数，是影响农民子女能否上得起学的两个最主要因素。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对农民转移支付程度（如退耕还林补助、独生子女补助）的加大，农民收入正稳步增长，据统计，“十五”时期，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366元增至3255元，年均增长7%[5]。此外，随着计划生育在农村的持久开展，农民“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正逐步改变，独生子女家庭的比重也逐渐加大。这两大因素的出现，使得农村家庭负担教育的能力在加强。
在调查中发现，同样是一个地区、相近的收入，但只有一个子女上大学的家庭基本上不存在经费约束问题。与吴军同村但年龄比他小的，大部分都只生一个；极少数在生了两个后，也不打算再生。他们都表示“只要小孩是读书的料，都可以供”。这表明，尽管可能存在经费约束，但其程度已经逐渐降低，且农村家庭仍愿意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需求仍然呈现出一种刚性，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值仍然处于高位。
（三）助学贷款在高等教育经费约束的求解中，地位日益重要。
助学贷款是学生个人分担教育成本的一种付费方式，在校期间的贴息也体现了国家对贫困大学生的关爱。从调查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助学贷款在农村贫困家庭子女上大学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对于农村贫困学生集中的高校中，助学贷款所起的作用就更为明显，比如中国石油大学，获得贷款的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30.18%，远远超过教育部20%的标准[6]，受到了农村学生的欢迎；而一些农村学生较多的地方性院校和高职院校，这方面的工作就相对滞后。
调查中吴军承认，大女儿“幸好”有助学贷款，二女儿如果助学贷款办不成，就“还要再去借钱”。管窥见豹，助学贷款对农村贫困家庭的作用，用“雪中送炭”来形容最恰当不过。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为助学贷款问题大声疾呼，学术界对助学贷款也进行深入研究，这些无不表明人们在认识助学贷款的巨大作用。我们只能期待银行和高校共同努力，“带着感情”将助学贷款尽快的发放到最需要它的贫困家庭学生手中；同时，也应探索出包括生源地贷款在内的多种助学贷款形式。
（四）定点帮扶在高等教育经费约束的求解中，效果十分明显。
调查中发现，霍山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吴军大女儿每年3000元的定点帮扶资金，大大缓解吴军一家的经济压力。事实上，带有社会救助性质的定点帮扶资金，由于针对性强，到位快，在我国扶贫工作中，效果一直都很显著。资助贫困学生只是这一系统工作的一个部分。定点帮扶资助贫困学生，不仅能在很大程度缓解教育经费问题，还能培养贫困学生的感恩心理，促使其努力奋斗。目前，我国在机关事业单位对贫困地区家庭进行定点帮扶的比较多，企业做的还比较少。因此，对企业帮扶农村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行为，要广为宣传，并出台一些激励企业帮扶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的具体政策。

参考文献：
[1] 郭海，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构成变化趋势[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5）。
[2] 霍山县扶贫办，我县“十五”扶贫开发成效显著[EB/OL]，http://www.ahhuoshan.gov.cn/hsfp/，2006年6月2日。
[3] 李文利，Reynolds，个人(家庭)信贷约束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J]，北大教育经济研究，2005（1）。
[4] D. B. 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88。
[5] 国家统计局，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cn/tjgb/, 2006年2月28日。
[6] 教育部， 2006年第十六次新闻发布会实录[EB/OL]，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info20941.htm，200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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